今日话题第4377期:买到“4.6亿苏轼亲笔画”就是“国宝回家”?

导语

26日晚传为苏轼所作的《枯木怪石图》落槌,加佣金4.636亿港币,刷新中国字画拍卖成交纪录。拍卖行佳士得方面称买家来自大中华地区的机构。有媒体以“流离海外80载,顶尖国宝回到祖国”为题进行报道。对这样的提法,我们应该要慎重。…[详细]

要点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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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4.6亿苏轼唯一亲笔画”回国,有人为“国宝回家”而激动,有人不爽 认为这是“给盗贼付的赎金”。但实际上,这不是被日本人抢走的,日本人收藏大量中国文物,很多是因为眼光好,较早认识到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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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国宝回家”叙事,往往会扭曲收藏品市场,压制正常的质疑声音,或者让一些机构以没有必要的高价进行收购。“被劫掠文物的归还”才是国宝回归,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不一定需要高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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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图》不是被日本人抢走的,所以,这也并不是“给盗贼付赎金”

与《木石图》落槌有关的新闻,有不少一直在强调此图曾经“流离海外”,这次是“国宝回家”。有报道还表示,“1931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木石图》在乱世中流入日本,此后下落不明。”“时至今日,爱国民间力量与国家齐心,不断从全球各地寻觅国宝重器。”“越来越多曾经流失海外的文物近年来逐步回流,本质是国力逐步强大和民间力量蓬勃。”

这样的报道,暗藏着“中国从外国强盗手中夺回自己文物”的叙事模式。不出意外的,这样的报道引发了类似这样的正面高赞回复,“回家了!太好了!太激动了”;又或者是这样的负面高赞回复, “这算是给盗贼付的赎金吗?”

木石图拍卖现场

木石图拍卖现场

事实上,这种报道和情绪表达都过于错位。传为苏轼所作的《木石图》为何是从日本人手上买回来,其理由是清晰的――民国古书画鉴定专家张珩曾记载,“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 换言之,这幅画在中国曾经转手过多次,由白坚(实为吴佩孚秘书白坚夫)携带到了日本,最后被日本人阿部房次郎买走了。收藏家龚心钊还曾记载,这幅画是“民国丁丑入于东瀛”(1937年)。

阿部房次郎是日本非常出名的中国字画收藏家,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包括传是唐朝王维所作《伏生授经图》在内的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了大阪市立美术馆。目前尚不清楚为何《木石图》不在其中,这幅画也一直被私藏。今年2月,阿部房次郎的孙子辈家属接触了佳士得拍卖行,从而此画重见天日并被拍卖。

总而言之,这幅画不是被日本人抢走的,而是被买走的,也没有下落不明,这并不是“给盗贼付赎金”。

日本人收藏大量中国文物,很多是因为眼光好,较早认识到其价值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这幅画说到底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流入日本的,真的跟当时的局势没有关系吗?是不是日本人想了什么办法“巧取豪夺”?事实上,国内收藏界的确是有人对阿部氏买走中国字画的过程持负面评价的。如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杨振国曾表示,“阿部房次郎从明治三十八年 (1905年)开始收藏中国书画,直至昭和初期。阿部趁中国内忧外患之机,大肆搜购中国书画。”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的确,用巧取豪夺手段获得中国珍贵文物的日本人并不是没有。如臭名昭著的山本定次郎,1912年曾利用恭王府变卖资产意图复辟之机,以超低价“掠夺式”购买了大量中国文物;又在1924年和1926年,两次前往山西天龙山石窟,通过贿赂等手法,买通了天龙山脚下寺庙的住持净亮和尚,将大批佛首偷运出山,送往日本。

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收藏家都是这样。像阿部房次郎之所以收购《木石图》成功,是因为张珩开价九千金未能打动白坚夫,才被阿部以更高的价格夺走,这是一个正常的买卖。民国汉奸梁鸿志也曾与阿部房次郎做买卖。梁在某年(大约1920年或1925年)曾将秘藏的传闻是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卷》携至日本求售,阿部要压价一成,最终未在日本售出。几个月后,梁鸿志托人卖给一个名叫罗斯的美国人,后来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

日本收藏家阿部房次郎

日本收藏家阿部房次郎

事实上阿部的收藏很多其实是在日本买下来的,当时有很多中国文物被中国人带去国外。阿部在购买《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伏生授经图》和《江山楼观图》等巨作时,一度出现了与欧美国家美术馆及其他个人藏家激烈竞争的局面,价格几乎没有限度地不断攀升,而在金钱上并不具优势的阿部最终凭借执着的精神一举入手三幅巨作,在当时形成了轰动,也成为阿部收藏活动中的经典之笔。

所以结论就是,阿部房次郎是用收藏界通行的办法收集到这些文物的,这些文物也通常都是有主之物。而文物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流动,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私人藏品只要开价让卖家能满意,买家何须管卖家来自什么地方呢?

至于说阿部是占了当时日本强盛的便宜,而当时中国的收藏家因各种原因比较困顿,所以往往只能把许多珍贵文物以低价出售,这个原因确实是有的。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阿部这样的日本收藏家较早地认识到古代中国字画的价值,而且他们还有位高参――知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内藤湖南曾在一些中国收藏家的府邸,以及1917年为捐助天津水灾而举办的京师书画展览会上,看到大量中国收藏家的珍贵藏品,因此向日本人做了介绍。内藤湖南对日本的中国字画收藏以及交易市场起到了持续的导向作用。于是在日本形成了以东京的山本、菊地,大阪的阿部、上野、斋藤、藤井为代表的中国书画两大收藏中心。

阿部房次郎将其藏品出版为《爽籁馆欣赏》

阿部房次郎将其藏品出版为《爽籁馆欣赏》

在这方面,美国人也不居人后。曾编著《王季迁读画笔记》(王季迁是中国近代极有名的收藏家)的杨凯琳曾如此评价――

“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的博物馆从庞莱臣、端方、完颜景贤、谭敬、过云楼、张葱玉、吴湖帆、张大千、王季迁等藏品中收集到空前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精品。这是美国博物馆的理事长跟捐赠者的功劳,那时,美国人对中国书画的鉴赏力还刚刚起步,但他们肯出钱买这些他们似懂非懂的异国的书画,这些书画是跟西洋画毫无关系的艺术品。他们买书画时,付出的代价跟现在市场上的天价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他们是花了极少的钱廉价地买进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品。这样的收获归因于美国人民一个突出的优点:他们好奇、开朗,有研究和冒险的精神,肯接受异国文化的热忱。王季迁有鉴赏的本领,他把握住这样的好机会,冒险出钱,不怕失败,低价买进了这些宝贝,成为国外最重要的中国画收藏家。美国博物馆的理事长和捐赠者也把握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赐给这些博物馆最优秀的中国艺术品。”

只能说,先发国家如美国、日本等,有一些人士较早的认识到中国字画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因此占据了很多便宜。而中国人无论见识还是财力,都只是在近年才有了大幅度增长。如此一来,那些中国精品古字画出现“回流”就再也正常不过了。

渲染“国宝回家”叙事,往往会扭曲正常的收藏品市场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过于强调“国宝回家”什么的,因为《木石图》这样的文物并不是被掠夺走的,原先在中国也只是私人藏品。不断强调其“国宝”性质,强调“流失文物终于回国”叙事,只会扭曲正常的收藏品市场。像这次的《木石图》,好多新闻直接就说这是“苏轼唯一亲笔画”,但对此感到有疑问的大有人在,自6月该画的高清图传出来以后,已经有不少人写文章,从其收藏源流、“刘良佐”其人、书法习惯、作画风格等各个方面对此画的真伪进行了质疑。然而此画依然刷新了中国字画的拍卖价格纪录,而且还是机构买入,不得不让人怀疑“国宝叙事”在其中的作用。

有人认为《木石图》中米芾诗题的“韵”字写法有问题

有人认为《木石图》中米芾诗题的“韵”字写法有问题

这种“国宝叙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档“国宝回归”节目,节目中,一幅《丝路山水地图》以“国宝级手卷"的名义出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声称,该图尽头的“天方国”是沙特麦加,认为此图的发现对丝绸之路考古具有“划时代意义”。而在很多媒体的描述中,“国宝叙事”更是无处不在,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在那段国宝文物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丝路山水地图》也不幸流失海外,2017年,香港世茂许荣茂先生出资2000万元美金(折合人民币约1.26亿元)辗转从日本收藏家手中买回,再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上演了另一段国家宝藏‘皿方?’国宝回家的故事!”

春晚上的《丝路山水地图》

春晚上的《丝路山水地图》

但这其中是大有疑问的。这张图2002年就被中国收藏家买回来了,日本的藏家是知名的“有邻博物馆”,这幅画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买到的,以为是普通的清代山水画,原题是《蒙古山水地图》,中国收藏家买回来的时候是20万元人民币。但是时隔多年,并在北大教授林梅村等多个专家鉴定为明代的“丝绸之路”地图后,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被香港富商从中国藏家手里以2000万元美金买下后赠给故宫博物院,这真的称得上是“国宝回归”吗?春晚节目播出后,该图引发大量质疑,不少人提出各种理据认为,这并非丝绸之路的地图。但此时,该画已经与“国宝叙事”高强度绑定了,对其的认知恐怕是不会轻易扭转了。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各大拍卖行很喜欢“国宝叙事”,这次《木石图》的拍卖行佳士得就很注重这一点,反复强调画是真的,强调画的意义有多重要。前两年也有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有新闻爆出,一件被英法联军抢走的圆明园青铜器“虎蓥”(音ying),将于4月份在英国公开拍卖。拍卖行称,此“虎蓥”是英国海军上校哈利?刘易斯?埃文斯(Harry Lewis Evans)当年侵华抢掠所得,并强调,此种“蓥”类器物世上仅存7件,故十分珍贵。但实际上这是唬人的,据“短史记”公号考证,这种器物没有那么珍贵。

所以说,人们不应该动辄为“国宝”而兴奋,如果私人为了博取名气高价买下赠给国家也就罢了,如果是公共机构花大钱买下这些“国宝”,有没有浪费公帑之嫌,就有必要讨论了。

“被劫掠文物的归还”才是国宝回归,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不一定需要高价购买

真正的“国宝回归”,应该定位为“被劫掠文物的归还”,方式包括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协商谈判、回赠与回购等途径,这些都有过成功实例。其中“高价回购”的做法最不应该被鼓励。只有那些不确定是否被盗而来的文物,能断定对方不会无偿返还或捐赠的,才应该考虑高价购回。

不要觉得这只是空谈。事实上,国际社会对文物“返还其原属国”价值理念,近年来是越来越认同了。比如曾经闹的沸沸扬扬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最终是由法国知名收藏家族皮诺家族出资购买,并无偿归还给了中国。在2015年,在归还青铜鼠兔首之后,皮诺还秘密向中国归还四件属于公元前7世纪(东周时期)的猛禽金首,没有索要任何补偿。

法国收藏家皮诺无偿归还的兽首

法国收藏家皮诺无偿归还的兽首

捐赠也完全是可行的渠道。在今年中,作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 管理日本原熊本藩主细川家族祖传文化遗产的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26日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其收藏的36部4175册中国古代书籍。这些书籍很多都是中国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

通过良好的国际沟通和交往以及对规则的充分利用,可以期待有更多的国宝回归。

至于那些被外国私人藏家收集的文物,也没有必要非得花大价钱买回来,因为收藏文物本来就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很多藏品也捐献给了公共博物馆,或在私家博物馆也能看到,这些藏品也有机会来到中国做巡展。所以,对“中国文物被外国人收藏”这样的事,何必过度耿耿于怀呢?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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