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7日谈 第46期

  1968年9月5日,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在中国蓬勃展开。在“接受再教育”的理论指导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打上深刻的政治烙印,瞬时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同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在1968年的冬天至1973年,共计800多万大规模知青去到农村,这一次,革命的形式从“激烈的战斗”转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代知青和他们背后庞大的家庭成员,在青春、革命、情感、生与死、爱与恨的时代背景下,“知青”化作了当代中文话语体系中最令人纠结和难以忘怀的名词。

  1968.9.5 中国开展对知识分子再教育运动


干部、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图片来源:爱历史)

  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语,完整地提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均使用的“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更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新知识分子“过去是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现在则是在毛泽东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由此引出下乡知识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北京市的知识青年,高举红旗来到天安门广场,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

  “再教育”思想提出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纷纷成立农村大队干部领导下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以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参加的“再教育”领导小组。无论是过去的“革命知识分子”,还是曾被打倒、揪出的知识分子,最初都被编入各种学习班接受“再教育”。当然,学习班也是分级别的,有的是“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参加的;有的是专门为“牛鬼蛇神”等设置的。即使在学习班里,“革命知识分子”与曾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等地位和待遇也不同。到1969年之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大规模下放“五七干校”或者下放农村、农场劳动改造。

   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对接下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教育”运动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分水岭,原本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青上山下乡,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知青下乡最早出现在50年代,起初是和当时的就业状况联系在一起的。1953年,中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劳动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制度。而城镇能容纳的就业人数,往往取决于计划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对于计划内无法安置的劳动力,便号召上山下乡予以解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后,之所以演变成政治运动,直接的原因是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

  当时(1968年)文革的武斗已经两年有余,武斗造成的混乱,毛已经认识到了混乱带来的后果;当时,大学已停止招生,而机关和企业又无力容纳新的劳动力。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让大批学生留在校内闹革命,企图把学生留在校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2月22日,教育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知青下乡

  红卫兵的出路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要找到办法让青年们停止混乱状态。在小范围的试点后,让他们去农村,是一个出路。当工人阶级登上造反舞台时,这些年轻红卫兵注定只能成为“过河卒子”,将领导权交给工人。

  1968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5日的文章甚至认为,下不下乡是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和态度问题;在某些地方动员方式也有些过于粗暴,或注销户口,或停发父母工资,这使得一些不想离开城市的青年也不得不离开。[]

  1968年的冬天,大规模的知青下乡。从1968年到1973年,共计800多万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国家、单位、家长平均为每个人花费上千元。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资料来源:《论知识青年再教育运动》、《中国制造:1968上山下乡》、《“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部分与双重角色》)

  1966.9.3 翻译巨匠傅雷夫妇自缢身亡


傅雷夫妇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经过红卫兵两天三夜不间断的抄家和凌辱后,时年58岁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双双自缢身亡。关于傅雷夫妇的死因,还有另种说法认为是喝敌敌畏身亡。上海作家叶永烈从1979年起,陆续采访了傅雷的23位亲友,根据他的考证,傅雷夫妇是确系自缢身亡。

  当年第一个进入现场的户籍警左安民。他回忆,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为了防止踢倒凳子的声音吵醒邻居,他们事先在地上铺了这块被子。


傅雷故居

  傅雷留给世间的最后文字是一纸理智到令人悚然的遗书:委托数事如下:一、代付9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欧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注:保姆),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红卫兵的抄家并非对傅雷的第一打击。1958年,在上海市领导柯庆施的坚持下,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父亲的问题,傅雷的长子傅聪在这年12月逃离波兰,移居英国伦敦。傅聪被定性为“叛国投敌”。

  傅雷在教子方面倾注了巨大的心力,引以为傲的长子傅聪是钢琴家,次子傅敏为英语教师。傅雷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至今影响深远、广为流传。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傅敏(1939年)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夫妇追悼会。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在同一年的同一天,作家陈梦家也选择了自缢,年仅55岁。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陈梦家既未名满天下,甚至现在鲜有人知道他。他留下的遗言中,有这样一句:士可杀,不可辱。

  1966年,与傅雷一样以悲惨的方式告别人世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老舍、储安平、邓拓等。在所有这些人的家族中,并无一例有精神病或自杀史。

  据从1998年开始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自杀问题的学者谢泳观察,延安整风后,就出现比较集中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1952、1955、1957年都比较集中。文革期间是一个高峰。(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维基百科、凤凰周刊)

  1944.9.5 张思德死亡 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


张思德(左)唯一的一张照片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死亡。9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悼念他的话,后来定名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张思德死了69年后,张思德似乎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被年轻人生疏淡忘。至少,一代又一代的人通过课本,知道张思德。

  1940年,因陕甘宁边区连年遭受灾害,边区粮食供应陷入恐慌。2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部队屯田和鼓励群众生产。通过这场运动,中共控制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


为人民服务

  张思德于1943年夏天被调到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战士。根据官方说法,1944年张思德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张思德死亡事件亲历者、张的战友刘树林在1993年曾在《炎黄春秋》撰文:张思德是怎么死的。文中提到:我和张思德,当年都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大生产运动时,一同上山伐木烧炭。烧炭的地点在距延安60里的安塞县石峡峪。

  张思德是怎样一个人,我们知之甚少。目前也仅能能找到他唯一的一张照片。

  在2004年上映的影片《张思德》中,塑造了一个精力旺盛、善良憨厚的小伙子,爱打篮球。球场上,篮球让战友扔下山坡,张思德会抢着去追。张爱打篮球的细节,刘树林在文中也曾提到:毛泽东指示把张生前最爱的篮球胶鞋放进棺材。

  “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在中共中影响时间长久,并发展成为党的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加以使用。文革期间,曾做成金属牌子挂在胸前。目前,在有些地方至今还可以看到这个口号和标志牌。(资料来源:《张思德:一个平凡的人》、《张思德是怎么死的》等)

  1945.9.2 朝鲜“三八线”划分的由来


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

  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北纬38度线原本是一条自然的和地理的划线,虽然在朝鲜境内的这条长约300公里的无形的划线将朝鲜半岛分为面积大体相同的两部分,但是其本身并没有任何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


1948年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八线成为朝鲜和韩国的国界

  事实上,在1896年日俄密谋瓜分朝鲜时,日本就曾向沙俄提出分三八线为分界线。日俄战争前夕,沙皇也曾做出决定,俄国只控制三八线以北,听凭日本在三八线以南任何地方登陆。但这两次划分均因双方利害冲突而未能实现。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朝鲜这个曾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中国的王国便受到日本的统治。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使它成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直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起了美国和苏联分别在朝鲜半岛对日本军队进行受降以及实行军事占领的问题。这时,便引出了三八线的划分问题。

  三八线划定后,这条分界线斜穿朝鲜半岛,它截断了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重山峻岭,穿过181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公路和8条高级公路,以及6条南北铁路线。

  苏联军队在开进朝鲜之后,则立即宣布“朝鲜已成为自由的国家”,帮助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的人民政权机关,得到了朝鲜人民的拥护。美军进入南朝鲜后,立即解散了已有的人民政权——各级人民委员会,重新启用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来维护美国的新的殖民统治。曾发生过几起骚乱和示威运动。


韩国历史上第一次选举,北朝鲜拒绝参加

  由于美、苏两国在政治上的严重分歧和对立,朝鲜的托管问题(美、英、苏、中四国曾达成一个托管的协议)始终成为一纸空文。1948年,美国强行决定在南朝鲜举行单独选举。李承晚于8月15日组成了以自己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朝鲜北方于8月25日也进行了选举,并邀请南方的选民代表参加。9月9日,组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朝鲜北方政府的要求下,苏联占领军于1948年底之前,全部撤出了朝鲜。美国占领军则迟至1949年6月底才全部撤出朝鲜。朝鲜半岛就出现了两个政府长期并存的现象。


朝鲜战争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历史证明,后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族的分裂也正是围绕这条三八线发展起来的。而涉及三八线的军事行动做为一条主线,也贯穿了朝鲜冲突和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南北朝鲜的军事冲突是沿着三八线展开的;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引起了美国全面卷入战争;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又迫使中国出兵朝鲜;中国军队因未接受停火协议而打过三八线,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最后,战争的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做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这是围绕三八线而进行的朝鲜战争的始末。[]

  1905.9.5 日俄战争:清廷为何暗中相助日本


俄军在奉天集结

  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经历了长达25天的谈判后,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正式结束了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

  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俄两国争夺的对象是中国领土,战场也在中国领土之内,清廷作为第一利害人,却宣布了“局外中立”。在长达19个月时间里,东北人民惨遭战祸之苦。日俄两军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垫车道时,拆毁民房、毁坏民地、砍伐树木、驱使民工,无一不使东北国人遭难。清廷方面统计,东北人民死于战火的约2万人,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

  虽然有“局外中立”的宣布,但清廷实际上没有“中立”,一直在暗中偏袒支援日本军队。甲午战争后,经历了短暂的仇日后,中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而日本也积极推行亚洲主义,并帮助中国进行全面的改革,中日关系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的黄金时间。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度被大清国当作真心朋友的沙俄露出了凶相,中国便紧紧地靠向日本。


1904年的日军士兵

  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大清表面上中立,实则不然。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亲自接见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双方确定了联合组织秘密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袁世凯还从北洋军中挑选了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察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吴佩孚。

  在民间,大量的留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据史料记载,当时沙俄所征用的中国民工中,就潜伏了大量的日本特工,也有很多中国百姓无偿或低价为日本提供情报。


攻占旅顺后的日军将领

  清廷暗地里种种助日举动,也使俄国极为不满。多次指责清廷违反中立,甚至照会各国,发出警告。但清廷自始至终都否认。在指责清廷的同时,俄军本身也在不停地破坏和挑战清廷的“局外中立”立场。其强迫地方官为其拉丁抓夫、准备草料等情形十分常见。

  日俄战争结束。清廷也随即废止了一切有关中立的条规禁令,中立状态正式结束。支持日本,竟然成为大清国超越不同政见的全民共识。那个年代多数中国人都坚信日本人总要比老毛子好些。历史深处总是充满了吊诡和神秘。(资料参考:喻大华《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甲午抗日英雄暗助日军》等)

  1993.9.4“银河号”事件20周年


银河轮凯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船员。(资料图)

  1993年9月4日,震惊中外的“银河号”事件得到解决。

  1993年7月7日,隶属于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银河号”集装箱轮船,从天津新港起航,先后挂靠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载着782个集装箱驶往迪拜、达曼和科威特。

  直至8月2日,“银河号”都在按计划航行。8月3日,银河轮上方突然出现美军军用直升机。从7月23日起,美国便称有确凿证据,指责“银河号”货轮7月15日从大连港出发时,装载有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准备运往伊朗的阿巴斯港。美国要求中国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行为,否则就按国内法对中国制裁,同时向“银河号”所在的国际公海,派出了2艘军舰和5架直升飞机。

  8月3日傍晚,迫于各种压力,银河轮被迫停船抛锚。次日,中国在经过调查后,明确告诉美国:“银河号”没有违禁化学品。美国则称情报绝对可靠。坚持要对“银河号”进行检查。


沙祖康谈银河号事件

  僵持至8月28日,中国同意美国派专家,以沙特政府技术顾问的身份,对停泊在达曼港(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银河号”进行检查。当时,中国国内有人指责这一做法让中国“遭到耻辱”。

  临危受命处理此事的沙祖康(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称,当时的情况是别无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9月4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没有违禁化学品。此事终不了了之。

  *版块说明:《历史七日谈》每周四刊出;网易新闻客户端为您撷取历史上的今周,几个人物和他们的一些人生细节,重温往事,重怀旧颜;本期为历史上的9月2日-9月8日。*

当前:

历史七日谈

推荐:每日轻松一刻神吐槽FUN来了新闻哥

上一篇:历史七日谈 第45期

下一篇:历史七日谈 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