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伟,上海口音(下)

李大伟上海李大伟教育创始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新民晚报》专栏作家出版多部作品

上海腔调(下)

好比堆货后来居上,腔调一词先说“调”吧。

新疆人说汉语,到了句尾就翘上去了,句末还缀以“么”,好比川沙人的语末助词:“加”。诗朗诵:社会主义好,到了他们嘴里,就是“社会主义好么”,其实是肯定句,如同饭桌上甩硬话:“酒么、水么、喝么!钱么、纸么、花么”!结尾的语气应该 感叹号,但兴奋时引吭高歌《社会主义好》,就像疑古派唱歌,听起来有些反动,都是“调”惹的祸。

再说腔,口型决定发音。大儿子读小学,正值推广普通话,在校必须说普通话,说上海话属于“犯规”,等同犯法,因为老师公开鼓励学生举报,等于鼓励特务行为。在上海学校里,上海人可以说英国话,但不可以说上海话。二十年后,小儿子入小学了,这一条款取消了,但现在的上海人,往往有住家阿姨,都是外地人,为了便于交流,不把阿姨当外人,上海人在家不说上海话,随着阿姨说普通话,结果孩子们的上海话很“搭僵”。比如“我”,残留北方圆口型:“喔”,完全新上海人的“口音”。说的普通话又孱入上海口音:“塑料普通话”。

就像三十年前五角场“场话”,那时的五角场是镇,郊区户口,我分配到那里工作拿郊区津贴,分配等于发配,那里是大学与部队集中区,说的普通话都是用上海话音译后的“塑料普通话”:“这个东西老不灵的”。过去“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天晓得。现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上海小朋友们说上海话”——怎么听都是新上海人的发音:“侬拔唔好不啦”,阿嗲啦娘!啥个腔调。有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在上海没有“沪二代”,口音都杂啦!。现在上海小囡说话,分不清是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到外地旅游,分不清是新上海人,还是新外地人,识别上海人的手法只能看身份证。在“新上海人,新外地人?”的问题上,上海小囡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上海人以为他们是异类,外地人也以为他们是异类。“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因为上海闲话的腔调变了。我有个体会:上海人的后代,凡说“刮辣松脆”上海话的,基本都是外婆带大的,基本上住公房的。凡开口“喔”的上海人,都是保姆带大的,基本上住公寓的。公房与公寓,是两个阶层,上海话成为识别器,就像三十年前的大学,同学之间说上海话的,那是地方普通大学,说普通话的,全国重点大学。

过去,是不是上海人,第一关就是上海话,若带口音,既遭排斥,邻居间的绰号:小广东、小山东,户籍上海,但依旧有乡音。小时候我住在鞍山六村40号,隔壁五村红是公安局家属院,多解放前的旧警察。旧上海的籍贯分工:福建人卖木材、安徽人开茶庄、江西人补碗、苏北人剃头、山东人做警察。所以鞍山五村山东老太很多,拉着宁波老太的手“拉呱”:“阿娘,喔刚把侬(山东上海话:我讲给你)听,你侬晓得吗?”你是北方话,侬是上海话,叠加在一起,甩不掉369口音(《七十二家房客》里查户口的老山东警察),他奶奶的熊!

我主营教育,兼营养老,上游养,下游送,老少通吃,男女不分。养老院只投资、不管理。教育则亲力亲为、任劳任怨。写在纸上的是法律,写在墙上的是规矩,写不出的就是文化啦。教师之外,我还招聘管理人员,第一条“只做不说”的规定:员工必须是会说上海话的上海人,而且不是“大兴”上海话。大兴上海话就是夹杂外地“口音”:“硬碰硬”变“昂碰昂”,“随便侬”变“举便侬”。脱胎于宗族社会的中国,各地都有地域偏见,有个段子很极端:“广东人眼里,全国人民都是北佬;北京人眼里,全国人民都是部下,上海人眼里,全国人民都是阿乡”。做上海人生意,尤其服务业,有口音很犯忌。上海人以“方言”表示轻慢:“辣块块”(苏北话)遥指苏州河以北的“下只角”大杨浦,“伊爿爿”(浦东本地口音)遥指黄浦江以东的本地人。上海人能够容忍“洋泾浜”的外国话,不能容忍“洋泾浜”的上海话。接待家长,开口“昂碰昂”的上海话,上海籍家长就会轻视,以为这家教育机构是家政公司兼营的,煮熟的鸭子也会飞走。

在上海从事针对上海人家庭的高端服务,普通话不标准不要紧,上海话不纯粹,“昂碰昂”断生意,信不信“举便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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