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李大爷的家没有了

  北京有3000条胡同,胡同里有几十万所四合院。

  我见过的李啼平大爷,曾住在西城区学院胡同10号。学院胡同是元代胡同遗存,明代时叫提学察院胡同,因为当时的提学察院衙署坐落在这里。李大爷是用长年辛勤工作积攒下来的70万元,在1947年买下的院子,他当时31岁,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4年以后,拿着相关的房地契,他从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政局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房地产所有证。

  十几年之后,李啼平的七岁女儿李英成了一部纪录片“我是一年级小学生”的主角,电视台的摄影机曾从早晨到傍晚跟着小姑娘,从她在家里洗脸梳小辫,在胡同里甩着书包走路,直到走进教室,最后回到家。那个时候,他的四合院呈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雕梁画栋,方砖漫地。过了开花季节的老藤萝垂着长荚,丁香、海棠和核桃树间飞舞着蜻蜓,墙头上骑着正在用弹弓射枣儿的邻家小男孩……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闯进学院胡同的前夕,北京胡同里的院落大体都是这样的。此时的北京,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和平的一座城市。

  但所有的美好都在1966年的8月崩溃了!在那个被称为“红八月”的日子里,很多四合院的主人都遭到迫害,有时仅仅因为是“私房主”。李大爷也因为有业主的身份和其它莫须有的罪名被打过和被抄家,并和全家人一起被轰出北京,从此在乡下流浪,尝遍辛酸。

  文革结束,当中央政府宣布过去的十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劫难之后,李大爷又站到自家的门口,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院子里全是陌生的人在进进出出,影壁、垂花门和回廊被十多间红砖砌成的临建所遮掩,厕所被改成住房,房顶上长出荒草,丁香树被勒在几圈铁丝里……当房管所要他选择:房子是卖给房管所还是带着住户返还时,他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接下去的几年,就是一场与大大小小的单位周旋的磨难。此时的李大爷,已是一所职业高中的老师,天天早晨去教课,下午便到处奔波,请求占住户的单位领导给属下的这些职工解决住房──在吃过无数个闭门羹和领教过无数个冷面孔后,1984年的春天他终于看到最后一个占住户的离去。他终于能够回家了,那个梦里无数次牵挂,现实中饱经摧残的四合院。

  这时候的李大爷已经退休,他咬紧了牙,决心要把自己的宅院忠实地恢复成以前的景象,为此他取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拆掉了所有后加的隔断和红砖房,重刷了墙壁,葡萄架也重新搭上,地下的卵石缺了的又再补上,已经被拔掉的夹竹桃、喇叭花和菊花等再在原地种起来……辛苦了几个月之后,他总算又绽出笑容。他以为与这个小院的幸福时光重又回来了,并将陪伴他的晚年。

  1998年阴历5月26日这一天,听见敲门声的时候,李大爷正在过他82岁的生日。全家几代人都来了,6岁的小孙子刚刚代爷爷吹灭了蜡烛。打开门后,见一伙素不相识的人手里握着丈量房间用的尺子……几分钟以前还在欢笑的客厅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切开的蛋糕放在饭桌上,没有人再去动它。

  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不被拆掉,李大爷开始自学法律,他几乎跑遍了卖法律书籍的书店。他的神情也开始变得恍惚,经常自言自语不知在说什么。终于有一天夜里,在摸找灯绳的时候,他摔倒在地上导致了脑溢血和半身不遂,脑子也变得胡涂了。有一天,在学院胡同10号院已经成为废墟中的一座孤岛的时候,全家人决定把李大爷转移到东郊的一座楼房里去居住,跟他讲是临时借住,为了治病的方便。

  在大年三十这一天,李家被受雇的民工拆成废墟。第三天,当全城都在响着鞭炮的时候,那个在影片里曾经是那么快活的李英回来了。她已是四十多岁的妇女了,坐在已经露天的母亲的卧室地下,为已故去几年的母亲烧纸,哭着:”妈妈!我们的家没有了!”

  我见到李大爷,已经是在房子消失的3年之后,就是在北京东郊的那个单元房里,光线暗淡,他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在我和他的二女儿李英说话的时候,他会偶然插上一句。然后门铃响了,是他的大女儿来了,我见她手里抱着一大包青色透明的葡萄进来,老人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它问道:“是不是从家里摘下的?”大女儿点头称是。老人又说:”“再过一个月就入冬了,烟囱该捅一捅了,也别忘了买蜂窝煤。”顿了一下,又说:“咱们还是回家吧,别老在这儿麻烦别人了。”

  ……

  第二天,我走到了从前是学院胡同的地方,那里已经升起了一座巨型的大厦,一个目无表情的保安站在大门口,冷冰冰地看着我。

  我已经寻不到李家和学院胡同的任何一点痕迹了。

  (作者华新民。原载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353期和《新地产》杂志2006年9月号,后编入《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2009年,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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